“若说学者的责任担当，我始终只想做一个好老师。”从 1978 年入校走到如今，在师大的四十年中，是他钟情外国文学的四十年、是他爱护学生的四十年、是他学术脚步不停的四十年。四十年间他沉潜于心，厉心学术，终成学者品格、师者风范。他扎实深厚的专业素养、宽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细密的治学风格，涓滴细流汇成浩然之河，结硕果无数、桃李满天下。
　　求知路漫 上下求索风吹起书页，牵人心绪。尘封在书卷中的故事，勾起了亢西民老师重重回忆和联想。少年时代，在大学读书的姑姑的文学藏书，开启了他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之窗；一位乡土作家在他家半月的住宿和相处，更是激发起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高考前，他仅仅是一个在山区县工交部办公室工作的小职员，写一些文件、报告等公文材料，只因闲暇之余为部里的文工团编写小剧目，文学的种子就这样慢慢破土萌芽。生活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折，高考恢复了！早年参加地下党的老部长特批他两三个月时间复习应考。岁月没有辜负苦读的他，终于，他如愿被录取到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他的想法亦如那段清贫的岁月，“做一个中学老师挺好”。
　　“我们上大学时的学习风气非常好，天刚透亮，宿舍楼西面的古城墙上就坐满了早读的人。大家都在那朗读、背诵，唐诗、宋词、汉赋、散文名篇或者英语。”谈及自己的大学时光，亢老师满怀感慨，青葱岁月同学们争分夺秒的学习、为了某个文学和时政问题的激烈辩驳，犹在眼前。回望过去，没有忘却的不只那些未曾辜负的求学时光，还有那牵引他走近外国文学的恩师——张钦尧老师作为他走上外国文学之路的第一个引路人。他深深折服于张老师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专业和外语功底。“是张钦尧老师教会我如何去精读、细读一本书。”张老师得知他钟情外国文学，对他亦是格外关切。那时的他常在张老师家中，翻阅一册册外国文学名著和学术经典，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世界文学丰厚的文学营养。
　　在大学求学的亢老师思想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毕业时尽管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从政名额，他却果断地报名参加了留校考试，通过严格选拔，留在外国文学教研室做了一名大学老师。86年的他走出师大，在华东师大世界文学助教班学习，一年的时间虽短，却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爆发点。“由北师大调任我校的张钦尧老师属于那种京派学人，倾毕生精力，苦心钻研一门，学术研究务求精深；而华东师大执教俄苏文学、现代派文学的王智亮、倪蕊琴、熊玉鹏等著名教授和陈建华等青年学者则属海派学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追求前沿热点；加上那时席卷全国学术界的新理论、新方法热，使我的学术视野得到极大拓展，开始去追求学术前沿的一些东西。”京派学者的精深专一与海派学者的敏锐广博在他身上此刻渐渐融合，最终碰撞出灿烂的学术火花。
　　亢老师吸收京派与海派学人之长，在外国文学专业上有所建树的同时依旧步伐不停。“八九十年代，做研究是单兵作战，后来则更多是团队作战，那时我想自己的学术之路要走得久远，急需寻找一个学术高地，提升自我；正是这种内在需求促使我去攻读博士学位”。在天津师大师从我国东方文学、比较
文学大家孟昭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亢老师已是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教授，他遵从内心的召唤，重新踏上求学之路；不为职称，不为虚名，只为能吸收更多的学术营养和能量，去攀登新的人生高峰。
　　“孟老师待我是弟子，也是朋友。他把学术研究当做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哪怕以后到了80、90高龄他也绝不会停步。孟老师广博的学术视野、睿智的学识谈吐、宽厚待人的长者风范使我深受教益。”孟昭毅先生多年来师从季羡林，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是季先生的真传弟子。在他的影响下，亢老师开始慢慢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放在宽广的学术视野中进行审视、比较、融通，他的学术研究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返校后，师大的硕士点还经常请孟老师来参加硕士答辩、做学术报告，他们亦师亦友，都将学术研究作为毕生的追求，在理想上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他还把国内几十位一流学者请到我校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
　　这是他学术之路的三个重要节点，也是其学术之路的三部曲：受张钦尧老师的教诲，他进行大量的外国文学文本细读；海派学者则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和治学之道；孟昭毅老师的引领和指点，使他深得文化、学术之精髓，并提升了他治学的境界和格局。求知路漫，他上下求索，一路追寻，一路收获……潜心学问 不问浮华正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从华东师大回校之后，刚过而立之年的亢老师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一个井喷期，他一头扎进学术研究中，四五年间先后出版了 《爱神和她的世界——情爱视野中的西方文学》、教材 《外国文学史纲》、辞书 《莎士比亚戏剧赏析辞典》 等一些著作和 《挖掘心灵的秘密、忏悔负罪的人生》、《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价值论》 有分量的论文。“那时可以用来参考的资料是很匮乏的，只有上海图书馆刊印的 《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和人大《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资料等几种可资查阅的资料刊物，需要从中去寻找与自己研究相关的论文，很多资料找不到原刊原文，只能向同行求助。我们当时白天泡图书馆、资料室，找资料，晚上阅读消化，形成观点、想法，写出文章。熬夜是常态，常常熬到五六点，早上简单擦把脸就去给学生上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亢老师这里，与学术相伴是愉悦的，翻山越岭，通宵达旦都算不得苦。
　　如今，说起亢老师，许多人都赞其在西方小说以及戏剧方面极有研究。《西方小说形态论纲》 是亢老师的学术脉络中不可不提的一本书，“我写这本书首先是基于对西方小说的浓厚兴趣，我曾用一年多时间对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进行细致研读，从故事线索、结构布局、场面描写、人物塑造、细节刻画、思想内涵等不同角度对他的作品进行解剖、研究，也研读了许多西方学者有关西方小说的理论经典，阅读中我发现仅有的几本有关西方小说发展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循着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建构西方小说发展史，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不能揭示小说自身孕育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形态特征。那时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想着要为西方小说建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理论框架。”
　　可是理论建立的过程总是充满了许多困难和挑战，9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国际学术界已经不再看好宏观叙事、理论建构之类的著述，更不必说把西方小说发展史上千百年来出现的诸多作家作品全都纳入到一个理论体系之中，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同时要冒着不知道自己费心去做的东西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历史的考验。为此，他特意去请教陕西师范大学的尤西林老师和国内一些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教师，大家都劝他“你做这个体系建构一定要谨慎”。但是出于对小说的喜爱和对学术的尊重，亢老师还是尽全力而为，写出了这本当时国内很少的几本有关西方小说研究的专著 《西方小说形态论纲》。成书之后，亢老师在 《山西师大学报》
发表了他有关西方小说“四个阶段”分期的论文，他的观点被 《新华文摘》 大篇幅摘引介绍，他还几次在全国的学术研讨会以及一些大学邀请他做学术报告时阐述他的观点，如今经过近二十年的考验，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
　　“在我出过的几本教材中，《20世纪西方文学》 是我最下工夫的一本。当时高等教育出版社从全国高校遴选教授、学者主持编写20世纪西方文学教材，很荣幸他们选中了我。出版社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流的作者，一流的质量。”能承担这样的任务，既是对亢老师多年来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方面建树上的肯定，同时也是他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
　　作为主编，亢老师亲自起草全书的大纲体例、编写细则，在全国高校遴选作者队伍。他坦言，在主编这本教材时，若说最大的困难，应当是各位专家教授对大纲体系的认同和学术思想、著述风格的协调。参编的学者都是在外国文学不同方面卓有建树的大家，学术观点、风格难免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他出来协调，经过大家两年多的努力，三次全体撰写者和有关专家参加的编撰、通稿会议，这本教材终于出版。之后，这本精心编撰的教材成功入选“‘十二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迄今为止也是外国文学界唯一一本入选的20世纪西方文学教材。
　　在多年来对西方文化、文学的研究，亢老师一直把“中西文化、文学的比较”作为学术审视和研究的一个参照体系和切入点；近几年来他却将研究方向转移到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研究上来，有人说，他这可是“不务正业”，对此，他说“我们知道对西方文化、文学的研究离不开东方文化、文学的参照，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只有比较才能发现二者的异同；这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这几年亢老师侧重于山西神话传说研究和关公文化研究，由他主编的一套十本的“山西神话传说研究丛书"即将出版,“关公文化研究丛书”也正在编撰过程中。
　　作为一名山西学人，他的学术触角敏锐地察觉到山西地方文化，亦既中华民族根祖文化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和当代文化伦理价值；为之，他也多次跟着民俗所师生去做田野调查、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将自己多年的思考加以总结、理论化，尽己所能的去搜集所能搜集的资料，把地方文化研究缺乏有深度的文章的缺口补起来。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多。学术研究本就是需要人甘于寂寞，脚踏实地潜心学问，只是“现在的学术风气过于浮躁，不能潜下心来很长时间去做好一件事，人云亦云，文章缺乏学理和思想的深度。”亢老师三十年来，对学问的追求是他生活的第一要务，对学问有着至高无上的敬意，对他的研究生和后来人也有着有着更高的期许。
　　转换角色 初心不改在师大的四十年，亢老师的角色一直在发生着转换。开始时，他是一名普通的师大学生，留校任教后成为一名外国文学老师，后来担任文学院院长、教务处长、博士生导师，成为我省高校的教学名师、中国外国文学教研会的副会长和国内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学者。无论他的角色是什么，他始终都拼尽全力去做到最好，举重若轻，不同的角色带给他的收获也是不同的。
　　作为学人，亢老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干行政，他的初心都是做一名好老师，随着角色的转变，思想的深入，后来在文学院院长这一岗位使他的精力和侧重不仅仅停留在讲好课上，而是更多地思考学院的发展。
　　在亢老师的主持下，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成功拿下第一批国家级特色专业。面对这样的荣誉，他从不居功，“我们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首先是我们文学院所具有的三个优势：一是学科特色，老一代学人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成就为我们专业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二是地方文化特色，黄河民俗文化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使我们专业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三是语文教育特色，我们创办的 《语文报》 驰名全国，为我们专业搭建了与语文基础教育对接的很好桥梁和平台。正是这些优势与学校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给了我们申报的底气，那段日子参与申报工作的老师们个个都十分辛苦，任劳任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终于获批为全国高校由教育部直接组织审批的国家级特色专业，这也是我们学校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从中凝聚着文学院几代前人的心血，毋庸多言，我们也看得见亢老师与其所带领的老师一路的辛苦。那时的文学院老一辈教师业已退休，青年教师大部分多是硕士学历，如何改善学院教师的学历结构，提高师资水平，这便是放在院长案头的紧急工作。“我们名义上是讲搞师资建设工程，其实就是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我们积极与人民大学、华东师大、福建师大文学院建立兄弟院系协作关系，同时也争取我校戏研所的支持，利用自己高校学术界的人脉，多项举措推动老师们出去读博。”经几年努力，在亢老师做院长前，文学院有13个博士，他卸任时，文学院的博士和在读博士已达44名之多，学院的中青年老师基本实现了学历博士化。
　　从老师跨越到行政岗位，毫无疑问，亢老师角色的转换是成功的，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说，“我做过许多工作，得到认可就好了。”谦逊、朴实的学人形象与亢老师是这样的重合。
　　如何去做好一个好老师，这是亢老师从教以来不变的课题。“做一个好老师，不只是要把课讲好，更要去关心这节课给同学带来了什么，有着怎样的影响。”亢老师说，他喜欢观察学生，从中发掘好的苗子，当他发现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只要他们对外国文学研究有兴趣，踏实肯学，一定会对他们尽心培育，让他们能够到理想的学府进一步深造。多年来经他严格培养、鼎立举荐到诸如北大、人大等国内高校以及名师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生有很多。亢老师心里怀着“使你的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的甘为人梯的精神，他却淡淡地说，这只是一个老师的本分。
　　亢老师是平易近人的，也是异常严苛的。他待人做事的落落风范，让人不禁心生仰慕之情；在对待学问上，恐怕没一个同学说，他是宽松的。关于亢老师有着这样一则趣事，有同学想报考他的研究生，便问别人，“亢老师喜欢什么？”答案十分有趣，“亢老师喜欢好学生。”亢老师对于学生向来严格，指导一篇本科论文至少让学生修改五六次之多；硕士论文需要十数天甚至一个月满负荷工作指导学生反复修改打磨；一篇博士论文则是短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也不稀奇，老师一遍遍的指导，学生一遍遍修改，经常晚上两三点他还在电话中与博士生商讨论文的修改和写作。
　　说起对于学生的希冀，他这样说，“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读书、思考、动手不足三大缺陷。我希望他们多读书，多思考，多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批评的实践。要求学生研究文化、文学，不能只局限于书本上，生活中就有文化和文学，要立足鲜活的生活去做文化实践、文学批评和创作。”
　　循着老师一路走来的脚步，亢西民老师坚守学者甘于寂寞、潜心学问的品格，以严谨的治学，得桃李满天，成师者风范。
　　亢西民，1957年生，山西永济人，曾任文学院院长、山西师大教务处处长，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曾任山西师大文学院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全国高师外国文学教研会理事，东方文学研究会理事。1982年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曾在华东师大世界文学助教班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天津师大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
吴　青　牛雅倩
郭宇欣/文